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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猪肉价格涨幅非常快,但是我们还是有心理准备的,主要源于猪瘟的快速传播和环保因素,但是我们发现,近期鸡肉的价格涨幅也非常快。这就开始引发市场担忧,因为只有猪肉的价格上涨,可以归因于供给端冲击,但是鸡肉价格也联动上涨,这就需要认真考虑,猪肉上涨的外溢,引发更大范围价格上涨的可能性,而这无疑会影响到货币政策。
 
 
我们来看看,猪肉价格对CPI环比的拉动作用。从下图可以看到,猪肉价格对CPI环比的拉动作用有比较明显的季节周期性,但是今年8月、9月,猪肉的环比拉动作用分别冲到了0.62和0.65,远远超过了历史季节性,显示猪肉价格对CPI的拉动作用,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我们再来看看CPI中猪肉价格的涨幅,与CPI整体涨幅的历史相关性。从下图可以看到,2005年以来,CPI中猪肉涨幅,共经历过四次高点,分别是2007年8月,最高涨幅在80.9%,2011年6月,最高涨幅在57.1%,2016年5月,最高涨幅在33.6%,以及当前,2019年9月,涨幅已经达到69.3%。考虑到本轮猪肉价格可能会继续上涨,涨幅可能会创出历史新高。
 
但是本轮CPI整体涨幅,对猪肉明显钝化。2008年4月,CPI中猪肉涨幅为68.3%,对应的CPI为8.5%,2011年6月,CPI中猪肉涨幅为57.1%,对应的CPI为6.4%。而2019年9月,CPI为3.0%。
 
之所以出现这种钝化,原因之一,与CPI中猪肉权重调整有一定的关系,更重要的原因,是当前CPI中非猪肉的其他物价的价格涨幅较低。
 
因此这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关于当前的通胀形势,是否存在其他因素,率先引发猪肉价格上涨,进而引发非猪肉等大部分物价的普遍上涨,还是单纯靠猪肉价格的上涨,来带动其他物价的上涨,如果是后者的话,这种带动作用有多强。
 
我们先把CPI分拆成食品和非食品,来看看历史变动。从下图可以看到,2006年9月至2008年4月的CPI上涨,主要是食品带动,非食品涨幅较小,且涨幅明显滞后。2009年7月至2011年7月,食品和非食品价格同步上涨。
 
2015年10月至2016年4月,食品上涨,非食品低迷,2017年3月至2018年1月,食品低迷,非食品涨幅有韧性,CPI整体表现温和。
 
 
简单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当食品和非食品价格同步上涨时,整体CPI的涨幅较大,上涨期较长,如果食品和非食品有涨有跌,那么两者会互相对冲,整体CPI的表现较为温和。
 
从近期价格走势来看,非食品的价格持续走低,CPI上行主要是食品拉动,因此需要分别考察食品和非食品的价格走势。研究通货膨胀,有一个经典的模型,叫做菲利普斯曲线,大概意思是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成反比关系,失业率越低,通胀率越高,反之亦然。
 
由于我们没有合适的失业率指标,因此我们使用PMI中失业人员指数来近似。从下图可以看到,两者确实有比较好的相关性。就业情况好转时,劳动力供给紧张,劳动力成本提高,反映在非食品价格上涨。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当前就业形势较差,非食品价格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础。
 
 
我们再来看看食品价格,显然食品价格中的核心是猪肉。我们来看看猪肉的供给情况,从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屠宰量来看,今年8月、9月,生猪屠宰量出现了明显超越季节性的、断崖式的下跌,显然,处于某种原因,猪肉的供给出现了严重的困难,而且困难程度超过了历史记录。
 
那么是否是养猪不赚钱呢?我们来看看调节猪肉供给的市场化指标,猪粮比价。从下图可以看到,今年8月份之后,猪粮比价远远超出了历史最高水平,这就意味着此时养猪的利润空间是很大的。但是猪的供给却急剧减少,意味着有非市场化的、非经济的因素,在制约生猪的供给。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本文的主要结论。我们把CPI分成了食品类和非食品类。非食品类的价格,与就业形势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当前整体就业形势较差,非食品类价格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础。
 
CPI的上涨,主要是食品类推动,尤其是猪肉。从生猪屠宰量上看,猪肉供给在今年8、9月出现了断崖式下跌,与此同时,猪粮比价远远超出了历史最高水平,意味着养猪利润空间明显增厚。利润增厚而供给下降,意味着非市场化的、非经济的因素,在制约生猪的供给。
 
这就意味着很难通过历史经验,来对猪肉价格做出准确的预判,本轮猪肉的最高涨幅难以预判,很有可能创出远超历史水平的价格,进而带动CPI到一个较高水平。而货币政策肯定会考虑CPI,因此在对未来CPI最高涨幅难以预判的情况下,债券市场先跑一步,是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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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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