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现在是全社会很关心的重要问题，10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也印发了《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我们从男女收入不平等的角度，来观察女性的生育成本。注：以下数据为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数据，来源是：Inequality Research Review: Gender Gaps in the Labor Market 2024 Q3,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Philadelphia, Byran A. Stuart。

衡量性别收入差距的方法

传统上衡量性别收入差距的方法是女性的中位年收入与男性的中位年收入的比例。每年，美国人口普查局会估算两种版本的这个比例，一种针对全职全年的员工，另一种针对所有员工。

人口普查局最近（2022年）对全职全年的员工所作的比例估算为0.84（见图1）。这一估算是“男性每赚一美元，女性赚84美分”的来源。但是，这一更有限的类别排除了许多工人。当我们将这些工人纳入考虑时，比率为0.79。这一事实表明，所有员工的比率小于全职全年的员工比率，帮助我们识别出性别差距的一个来源：女性更有可能从事兼职工作，而这些工作往往薪酬较低。但这只能部分解释。否则，全职全年的员工就不会存在差距。

在1960年代保持相对稳定后，全职全年的员工比例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开始缩小，从那时起性别差距持续以稳定的速度缩小。那么，自1960年代以来，这一差距为何会缩小呢？一个解释是女性在工作经验上逐渐赶上男性，并在高中和大学学位获得方面超过男性。另一个解释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增加了对认知技能的需求，而对手工技能的需求则降低，而后者通常与男性工人更为相关。

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收入性别差距依然存在。

今天，是什么导致了性别薪酬差距？

研究人员逐渐达成共识，认为推动性别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与夫妇在生育孩子后必须做出的时间分配决策有关。对于一对夫妇而言，鼓励拥有更好劳动市场机会的父母多花时间工作，而让另一位父母专注于儿童护理。这种专业化可以增加夫妻的总收入。同时，工人的时薪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而上升。这种对工作时间的回报增加来自工人在工作中获得的技能以及雇主对愿意加班的员工的重视。专业化和越来越高的工作时间收益共同解释了为什么一方父母花更多时间工作，而另一方则花更多时间在儿童护理上。

但是，为什么女性往往专注于儿童护理呢？

我们可以利用实证证据来评估这些解释。刚进入职场的员工的性别收入差距较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见图2）。在18至25岁之间，女性和男性的中位年收入相似。但从28岁起，男性的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女性，到了45岁时，男性的收入几乎比女性高出50%。这一差异与许多夫妻迎来第一个孩子的年龄相吻合。事实上，当查看没有孩子的工人时，女性和男性的中位收入几乎没有差异（见图3）。这表明，女性的低收入是她们专注于儿童护理的结果，而非原因。

支持这一假设的证据来自对员工在首次生育时收入变化的分析。在美国，母亲在首个孩子出生后的那一年年收入几乎下降25%。这一下降在随后的几年中逐渐加大，十年内的下降幅度超过40%。收入下降反映了母亲就业的概率下降、工作时长减少以及每小时工作报酬降低。相比之下，父亲在首个孩子出生后的第一年收入几乎没有变化，随后的收入降低程度也较小。这些差异大约占今天总体性别薪酬差距的三分之二。

看起来，个人偏好和社会规范解释了女性在儿童护理中更大的专业化倾向。偏好和规范之间密切相关。例如，“女性是主要照顾者”的社会规范可能影响女性和男性对花费在学校的时间以及选择何种职业的偏好。

如何缩小性别差距

增加的育儿假期可能通过帮助新母亲与劳动市场保持联系来缩小性别差距，这将有助于她们保持与工作相关的技能和人际关系。另一方面，长期离开劳动市场可能会导致母亲的收入受到惩罚，这可能是由于技能下降或雇主因预期她们的育儿假而出现歧视。

在美国，关于这一问题的最佳证据来自于加州对带薪家庭假期的扩展。从2004年5月20日之后出生的儿童，其带薪家庭假期从六周扩展到12周部分带薪的连续时间。这一资格的重大变化使研究人员能够控制可能影响带薪休假与产后收入之间关系的多种因素。研究人员发现，带薪家庭假对就业或收入的影响证据甚微。事实上，证据表明该政策降低了首次生母的就业率和收入。尽管这些结果仅限于单一政策变化，但其他研究表明，其他国家带薪假期的扩展同样没有明显降低性别差距。虽然带薪育儿假因多种原因可能很有价值，但在缩小收入性别差距方面似乎不是一个有前景的工具。

第二项政策是让儿童保育变得更加经济实惠。降低儿童保育的成本可以通过增加母亲的工作可用性及其工作的可预测性来提高母亲的收入。在美国，公立幼儿园是全国最大的补贴儿童保育来源，研究发现，当单身母亲的最小孩子进入幼儿园时，她们的就业率增加。加拿大魁北克省为3岁及以上儿童提供的普遍低成本儿童保育的引入，进一步证实这一政策提高了母亲参与劳动市场的比例。儿童保育可以帮助缩小性别差距，并为年轻儿童提供保育能够帮助母亲在生育后继续她们的职业生涯。

性别差距的演变也可能与性别政策无关。例如，药剂师这一职业在最近几十年变得更加友好于在职女性，这得益于技术和组织上的变化，使得药剂师的工作更容易在团队中进行分担。这些变化并非出于性别平等的考虑，消除了女性因工作时间少于男性而遭受的惩罚。另一个潜在的重要发展是居家工作的机会增加。尽管我们还未完全理解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出现的居家工作上升如何影响人们的职业生涯，但在疫情之前的证据表明，扩展的居家工作机会可以提高母亲的就业率。如果变化足够大，这两项变化都能够解决收入性别差距，而政策制定者可以实施政策来鼓励这些变化。但这些变化可能仅限于白领工作，要缩小性别差距可能还需要额外的变革。

通过改变社会规范也能解决性别差距的问题。对在职女性更加支持的性别规范已逐渐形成。支持“男性在家庭外取得成就而女性照顾家庭和孩子对所有相关人员来说都要好得多”的男性比例，从1977年的68%下降到2022年的29%，女性的比例从62%下降到21%。研究表明，社会规范的变化部分源于女性就业的增加，这提高了规范变化自我强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