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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政策逻辑—基于一篇文献的学习笔记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这也是首次正式提出“高质量发展”这个表述。

十四五规划中提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

而在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强调“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全党都要聚精会神贯彻执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学习辅导百问中,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专门撰文《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到“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成为多重约束下求最优解的过程。”

可以说,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政策的核心要求,贯穿于经济工作的方方面面。本文基于《China's Long-Term Growth Potential: Can Productivity Convergence Be Sustained?》这篇文献(以下简称文献),结合刘鹤副总理的专题文章,浅析一下对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政策逻辑的理解。

文献基于生产率将继续向前沿经济体趋同的假设,估算了中国经济到2035年的增长率。估算结果显示,只要中国遵循其它东亚经济体实现的“追赶”进程,到2035年,中国经济规模可能翻一番。但是这个赶超进程面临障碍,包括需要保持农业产出水平,依赖出口的制造业增长受到限制,以及人口老龄化。为了克服这些障碍,中国需要通过促进创新和改善资源配置等方面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文献的基本逻辑是,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略高于美国的20%,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更大,由于生产率越低,增速越快,因此中国经济未来仍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在追赶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两种渠道:一是劳动力由低生产率行业向高生产率行业流动;二是行业内部劳动生产率提升。

近年来,劳动力的流动对中国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正在逐渐减弱,原因之一是劳动力由农业转移到其他行业的速度放缓,原因之二是劳动力开始由制造业转移到生产率相对较低的服务业。

政策逻辑:十四五规划纲要中,第八章《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要求:“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并且十四五规划取消了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这个十三五规划中的指标。

文献的估算方法大概如下:首先把经济分成7大行业,首先根据行业的生产率与前沿经济体的差距,以及收敛速度来估算生产率增速,其次根据联合国预测的劳动人口数以及过去十年行业间就业份额的外推趋势计算行业的就业人口,最后加总得到整体GDP。

根据估算结果,由于劳动力减少,以及中国与前沿经济体生产率差距收窄带来的生产率减速,整体经济增速逐渐下降。但是到2035年年均增速仍然较高,约为4.8%,因此中国经济在2020年-2035年间翻一番。

根据这个估算结果,到2035年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约为美国的40%,服务业生产率低于30%,农业生产率仅为10%。服务业生产率增速相对较慢,可能是因为外国公司的进入壁垒较高,农业生产率仍然较低,部分原因是迄今为止农业生产率增长缓慢。

文献的基准测算情景基于两个假设,一是劳动力在行业间流动与过去趋势一致,二是行业生产率的追赶速度与其他经济体的历史经验一致,这两个假设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以下简称东亚4个经济体)的追赶过程中都是成立的。

但是中国在追赶过程中,可能有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中国人口多,政府重视粮食自给率,以确保粮食安全;二是中国已经占全球制造业的很大份额,很难再进一步提升出口表现;三是中国可能面临未富先老的问题。

 

挑战一:粮食安全与劳动力从农业向其他行业的转移之间的平衡

在基准测算情景中,由于劳动力跨部门流动和人口老龄化,农业就业比重和农业增加值占比都将显著下降。农业的实际产出将降到目前的40%以下,这意味着中国将不得不放弃粮食自给自足。

政策逻辑:“越是有粮食吃,越要想到没粮食的时候。我反复地讲,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决不能在吃饭这一基本生存问题上让别人卡住我们的脖子。”— “那么粮食怎么办?”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从更现实的角度考虑,文献假设劳动力从农业的转移将受到限制,从而保持目前的农业实际产出水平,在这种情形下,2035年国内生产总值将比基准情形估计值低10%左右,为当前水平的1.87倍。这意味着,在保持农业产出水平不变的前提下,要使经济总量翻一番,要么必须提高农业生产率来支持农业人口转移,要么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要以更高的速度增长。

政策逻辑:十四五规划纲要中,第二十三章《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要求:“持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质量导向,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提高农机装备水平,保障种粮农民合理收益,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挑战二:制造业主导型增长的可持续性

根据基准情形估算,2035年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约为26%,与目前约28%的水平基本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到2035年制造业增加值将增加约1.8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可能会从目前的25%进一步增长。

 

过去东亚4个经济体能够在他们的追赶过程中保持较高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份额。然而,考虑到中美之间的紧张贸易关系以及全球贸易量增速的下降,中国经济继续依靠出口带动可能并不容易。因此,对于中国的制造业来说,保持高增长率,刺激国内需求将是非常重要的。

政策逻辑:十四五规划纲要中,第四篇《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潜力在于,如果城镇化继续推动,并由此增加收入,中国仍然有足够的空间扩大内需。城市居民的收入约是农民的2倍,因此对于汽车等耐用品的需求会增加。

政策逻辑:“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中,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2019年的60.6%提高到2025年的65%。

 

 

挑战三:人口老龄化对资本积累的影响

与东亚4个经济体不同的是,中国在追赶过程的更早阶段就出现了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人口老龄化相关的储蓄率下降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文献测算结果显示,伴随着人口老龄化,不仅劳动力投入的负向拖累更加明显,而且随着储蓄率随着人口老龄化而下降,资本投入的正向贡献也逐步下降。因此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必须不断增加才能实现预期增长率。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往往随着生产率与前沿的差距缩小而下降,这是一个需要克服的重大障碍。

 

政策逻辑:创新驱动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定义性特征,高质量发展就是创新作为第一动力的发展,只有创新驱动才能推动我国经济从外延式扩张上升为内涵式发展。科技创新对中国来说不仅是发展问题,更是生存问题。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科技贡献率、人力资本积累等,都与创新直接相关。—刘鹤副总理《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

 

应对一:促进创新的问题

为了赶上其他经济体的技术水平,中国必须通过外商直接投资(FDI)和贸易来更多参与全球供应链。

政策逻辑:要把参与发达经济体市场竞争和引进发达经济体高技术高质量的直接投资,作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方面。—刘鹤副总理《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在促进创新方面也面临挑战。例如,中国的研发投资大部分用于应用和实验研究,基础研究的比例低于其他经济体。研究表明基础研究可以通过降低应用研究的难度来促进经济增长。

政策逻辑:十四五规划纲要中,第四章《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求:“加大基础研究财政投入力度、优化支出结构,对企业投入基础研究实行税收优惠,鼓励社会以捐赠和建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投入,形成持续稳定投入机制,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提高到8%以上。”

基础研究能力是国家创新活力的源泉,必须大力加强。突破一个关键技术,往往能够创造一个细分行业,进而盘活整个产业,最终对整个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积极带动。—刘鹤副总理《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

 

应对二:提高要素配置的效率

中国私有经济在销售和就业方面的作用都在增加。此外,上市公司的相对较年轻。企业家精神也很活跃,由于中国已经产生了很多独角兽公司,企业部门的新陈代谢似乎相当高。通过各种改革,中国经济中的资源配置,包括通过市场机制,正在逐步改善。

政策逻辑:高质量发展必须把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优秀企业,作为各类经济政策的重要出发点,真正打牢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微观基础。—刘鹤副总理《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

文献计算发现,2009年以来,通过银行分配资金的速度可能正在放缓,而劳动力在跨行业的流动更积极,这表明在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非常重要。

政策逻辑: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治理结构改革,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促进实体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实现“科技—产业—金融”的高水平循环。—刘鹤副总理《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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