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市场：没有风险但也没有增长-经纬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前几天，我的一位好朋友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南欧国家的财政状况正在好转。从下图中的南欧国家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来看，2018年（估算值），希腊的财政转为盈余，为0.422%；葡萄牙赤字-0.698%，也即将转为盈余；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赤字也明显收窄。

我们以希腊为例，来看看这些南欧国家的财政状况是如何好转的。从下图可以看到，希腊的财政状况好转，既有财政收入增加的因素，但是更多是源于财政支出的下降，即财政支出的紧缩。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情况。2008年次贷危机源于美国居民的杠杆率太高，很多低资质的购房者办理按揭贷款，生产了大量的有毒资产，最终风险在金融体系间传染。

我们来看看，美国居民的宏观杠杆率如下图。从2001年二季度，到2008年年中，美国居民的宏观杠杆率出现了加速攀升，这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过热是相匹配的。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居民快速收缩杠杆，杠杆率由2008年的高点98.6%，下降到2018年底的76.3%。目前虽然企稳，但是仍然保持在低位。

通过简单回顾欧洲和美国的两个数据，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直观的感受：引发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随后欧债危机的美国居民高杠杆问题，和欧洲财政赤字问题，目前都得到了极大缓释，危险程度明显低于危机前。2008年次贷危机后引发的全球监管的加强，成效显著。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感受到，现在全球的经济运行比较沉闷，表现为增速低，波动小。我们如果回顾一下，1961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增速，可以看到2010年至今的经济增速，无论是全球整体，还是高收入国家，抑或是中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速都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平稳。用更形象的说法，就是沉闷。

如果我们再来看看，银行体系的扩张速度。可以看到，美国银行业的扩张速度，已经到了1973年以来的极低水平，而欧洲银行业，已经进入净收缩状态。也就是说，美国和欧洲银行业的扩张意愿极低。

那么我们就描述了目前的三种现象：财政和金融风险得到明显缓释，经济增长低迷而稳定，金融机构扩张速度和意愿极低。那么这三者的同时出现，有什么内在联系吗？我们知道，过去上千年的时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就是最近几百年的事情，主要得益于两个重要支撑：技术的进步和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

一部分在技术、管理、营销方面有特殊才能的人，兼具冒险精神，他们在风险资本、股市或者银行体系的帮助下，通过快速筹集大量资本来冒险，其中少数最终获得成功，成功推动整体社会的技术进步，并获得极高的回报。这就是技术进步和现代金融的良好互动。

但是这种模式也是有弊端的，我们在做一个简单的逻辑推演。假设社会中，寻求冒险的和追求稳定的比例为3:7，那么70%的人主要依靠工资收入，实现线性的稳定增长。而30%的人在不断的筹资冒险，结局自然是赢少输多，假设赢：输的比例是2:8，考虑到赢的人会获得高额回报，而输的人一无所有，那么这个过程就是财富的不断再分配。

因此由现代金融市场推动的技术冒险和进步，在客观结果上造成了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并向最终成功的人上高度集中，形成头部集聚效应。整体社会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结构，逐步由橄榄球型，演变成不对称的哑铃型。下面是公众号三思门展示的一张全球贫富差距的示意图，原文见《在僵局中寻找新机会》。不对称的哑铃型，其问题在于本应占大多数的中等收入人群出现萎缩，进而使得总需求出现萎缩。

因此，市场的作用在于赏善罚恶，给予敢冒险、有能力、运气好的人以充分的激励和回报，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来推动技术进步。但是这个过程客观上造成了财富再分配和贫富差距扩大。而政府的作用在于，劫富济贫，充实扩大中低收入人群的购买力，以维持足够的总需求。这就是笔者理解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那么一个经济体，是否具有充分活力的关键，在于冒险成功的比例有多高。但是随着冒险过程的持续，财富向头部越来越集中，那么新生代想逆袭的概率越来越低，而过去的胜利者由于失去了鲇鱼效应的威胁而趋于守成，那么经济体的创新发展就会陷入沉寂。

因此研判一个经济体是否有活力，主要是看：1、市场容量、激励机制和金融市场能否给予冒险和创新足够的正向激励；2、市场演化出利益格局固化之后，能否有外力给予打破和重构；3、政府行为在加大贫富差距，还是在缩小贫富差距。

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全球监管的收紧，削弱了金融市场激励创新的能力，而新生代的资本家，与政府和权力的捆绑更加紧密，使得利益格局难以被撼动，而政府收缩，降低了劫富济贫的能力，总需求不振。

如果这种格局没有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可能会进入一个比较长期的、没有风险但也没有增长的发展期，有点类似于回到了过去的农耕文明，只不过此时的“上帝”，是新生代资本。

注：本文的修改稿首发《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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