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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文《人民币快速升值之后,后面走势怎么看》中,给出了研判人民币汇率走势的一个简单的框架。我们从经验中感觉,影响人民币汇率的,主要是三个因素,分别是汇率政策、国际收支和美元指数。当三个因素蕴含的方向一致时,人民币的走势就比较清晰。当三个因素蕴含的方向出现矛盾时,人民币的走势就比较难判断。
我们沿着这个思路,先来看看2019年,这三个因素是如何影响汇率的。首先来看汇率政策,在2019年,主要是指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我们在人民币汇率走势中,标出了贸易摩擦的重要时间点,可以很直观的看到,贸易摩擦的时间点,与汇率走势的拐点,是基本上吻合的。我们大概罗列如下:
2018年12月1日,两国元首在G20阿根廷峰会上会晤,汇率进入阶段性升值。
2019年5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由10%提高到25%,汇率进入第一轮阶段性贬值。
2019年6月29日,两国元首在G20大阪峰会上会晤,汇率进入阶段性企稳。
2019年8月1日,特朗普宣称将于9月1日起对30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10%关税,汇率进入第二轮阶段性贬值。
2019年8月24日,特朗普宣称将于10月1日起对2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税率由25%提高到30%,对30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税率由10%提高到15%,汇率进入第三轮阶段性贬值。
2019年10月13日,美国宣传对2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税率由25%提高到30%暂不执行,汇率进入阶段性升值。
2019年12月13日,中美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汇率维持阶段性升值。
纵观过去一年来的汇率走势,基本上呈现美方加税—人民币贬值、美方暂停加税—人民币企稳的节奏,背后逻辑则是我们采取的以贬值对冲美国加税的策略。我们在前文中已经多次讲到,此处不再赘述。
根据2019年12月13日公告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原定于12月15日征收的关税得到取消,9月1日对1200亿美元加征的关税税率减半至7.5%,对应的人民币汇率中枢在6.95左右。目前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尚未正式签署,但是从消息面来看,双方一直向正式签署协议努力。
对于美方来说,其核心意图是打击我们的高科技产业,因此其加税重点是2018年7、8月的500亿进口的清单,而对于中方来说,高科技产业利润空间较大,抵抗关税的能力较强。因此,虽然我们难以判断中美未来谈判的具体进度,但是对于中美双方来说,先逐步取消过去加征的关税,既符合两国当前的需求,又是务实可行的。
这也就意味着,进入2020年之后,贸易摩擦可能不会再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明显的负面冲击,过去持续一年多的“加税—贬值”的循环,暂时告一段落。
第二,我们来看国际收支。首先我们要明确说明,从货物项下的贸易顺差来看,2019年截至11月的顺差,是明显好于2018年的。2019年1-11月,贸易顺差累计值为3776亿美元,而上年同期则是2941.47亿美元。
从下图可以看到,2019年货物贸易顺差的好转,自1月份就开始显现出来,所以2019年1-4月的人民币升值,既有当时贸易摩擦缓和的原因,也有货物贸易顺差好转的因素。其实2019年全年,货物贸易顺差对人民币汇率构成一定程度的支撑,只不过影响程度比不过贸易摩擦的负面冲击。
随着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提升,油价逐渐成为影响我们货物贸易顺差的主要因素。逻辑在于,原油进口是我们商品进口中非常重要的一项,而油价的波动又很高,所以原油进口金额的波动很大,而且很显著的影响整体进口金额。因此油价就成为了货物贸易顺差的一个主要扰动项。
从下图可以看到,月度货物贸易顺差,与油价有比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油价上涨时,原油进口增加,整体进口增加,货物顺差收窄;反之亦然。这一现象在2008年之后开始显现,与2008年之后中国原油进口体量越来越大有关系。
不过我们看国际收支,除了看货物项之外,还有服务项和FDI等其他科目。刚好2019年12月27日,外管局刚刚公布了前三季度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我们来看看最新数据。
从下图可以看到,2019年第三季度,在货物顺差增长的助力下,经常项目顺差小幅上行。证券投资仍然是净流入,从边际上看,主因是三季度外资增持境内股票。FDI为净流出,主因是境外对境内的FDI投资收窄。净误差与遗漏项的资金流出有所收窄。
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储备资产连续两个季度下滑,第三季度储备资产净减少154亿美元,显示出落袋为安的净结汇资金并不是很多。
也就是说,截至前三季度的数据来看,2019年虽然货物顺差较2018年有明显好转,但是整体贡献储备资产的资金反而略有减少,净结汇意愿不强。
进入2020年,年初美苏发生军事冲突,原油价格大涨。笔者不懂中东局势,也不懂国际原油市场,但是根据历史经验,中国国内经济企稳之后,往往会带来PPI和油价的触底反弹。
油价上行,会加重我们的进口负担,因此2020年,我们可能看到进口增速的加快上行和货物贸易顺差的收窄,这对我们的国际收支和人民币汇率,偏利空。如果说2019年是衰退型顺差扩张的话,那么2020年更像是复苏型顺差收窄。
第三,我们来看美元指数。我们知道,2015年“811”汇改之后,人民币汇率定价的机制是“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保持稳定”,这种定价机制决定了,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指数是同涨同跌。尤其是2019年最后一天,外汇交易中心调整了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货币篮子的权重,调高欧元,调低美元,会使得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指数的波动,更加贴近。
从上图可以看到,美元兑人民币,与美元指数的同步性较强,但是自2019年8月开始,人民币汇率要更倾向于贬值方向,这主要源于美国加税对人民币汇率的额外冲击。那么随着贸易摩擦的缓和,两者的裂口有望逐步收敛。
最后总结一下本文的结论。笔者认为,进入2020年,研判人民币汇率走势,最重要的一点是,影响汇率走势的主要驱动力发生变化。2019年的主要驱动力,是美国加税带来人民币连续贬值。2020年的驱动力则更为复杂,背后是两股相反的力量,一个是油价上行带来原油进口增加,顺差收窄对人民币指向偏贬值方向,另一个是贸易摩擦缓和之后,人民币汇率和美元指数的裂口收敛,对人民币指向偏升值方向。
当驱动力方向不一致时,汇率走势更多是区间波动,短期波动中枢在6.90-6.95之间,升值力量来自于对关税冲击的修复,贬值力量来自于油价对顺差的冲击。因此贸易谈判的进度和油价,是2020年研判汇率的两大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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