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估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基于SARS的一个DID分析-经纬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近期湖北地区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另一方面，笔者也比较关注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冲击，而这需要从历史数据中寻找经验。2000年以来，我国一共发生过三次影响较为广泛的疫情，分别是2003年的SARS，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2013年的H7N9禽流感。从病例数、传播范围、市场冲击等因素来看，本次冠状病毒与2003年的SARS比较接近，因此我们就基于2003年SARS数据做一下分析。

已经有人做过相关的分析，比如我们可以作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月度同比，从上图可以看到，2003年SARS传播期，消费增速有一个明显的下探。

但是这种分析虽然可以获得SARS冲击经济的证据，但是在笔者看来，可能有两个不足之处。第一，没有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SARS和本次疫情，都发生在春节前后，那么春节的错位效应就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再比如2003年是一轮通胀上行期，因此2003年货币政策收紧，上调了准备金率，这也会对经济有影响；

第二，从下表可以看到，SARS病例在各省份之间的分布差异巨大，因此SARS对不同地区的冲击，可能存在地区“异质性”。而今年的新型冠状病毒，主要冲击湖北地区，同样也具有地区“异质性”，这种异质性需要考虑。

图：SARS疫情统计（截止到2003年5月18日）

对于带有“异质性”的外生时间冲击，一个可行的研究方法叫做DID（Differences-in-Differences），我们来大概解释一下。在DID方法中，将有两组样本，一组叫做对照组，就是没有受到冲击的样本，在本文中，我们选择上海。从上表中可以看到，上海的SARS病例只有7例，且均为散发病例，受到的直接冲击较小；另一组叫做观察组，也就是受到外生冲击的样本，我们选择北京，北京的SARS病例位居全国首位，是受到冲击最明显的地区。

北京和上海同为直辖市，同为区域核心城市，经济体量相当，而且受到春节效应或者货币政策收紧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也是一样的。主要的区别在于SARS的冲击程度不同，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SARS爆发前后，北京、上海经济数据的相对差异，来估算出SARS对经济的冲击程度。

我们首先来观察北京、上海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月度值，可以看到，北京在2003年4月之后，出现一个明显不同于上海的下行，这就提示我们，SARS应该在2013年给重灾区北京，带来了额外的负面冲击。

下面我们就要用DID方法，来检验一下，这种负面冲击，是否显著。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控制变量，对于本文的研究而言，一个理想的控制变量是北京、上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但是遗憾的是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季度数据，样本量不够，因此我们选择了北京、上海的CPI作为控制变量。因变量是北京、上海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对数值。

我们选取的SARS冲击前的时间段为2002年1月-2003年3月，SARS冲击后的时间段为2003年4-6月。DID结果如下：

从DID估计结果上看，估计系数的显著性P值为0.049，即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就告诉我们，相对于上海，在2003年的4-6月，SARS对北京消费带来了显著的额外负面冲击。DID的估计系数为-0.123，也就是说，SARS对2003年二季度，北京消费带来额外冲击水平，为-12.3%。

那么这种额外的负面冲击，是否会一直持续呢？我们需要延长SARS冲击的观察期，我们所做的稳健性分析结果如下表。从下表可以看到，当观察期放宽到2003年的4-9月，以及4-12月时，SARS对北京的额外冲击已经不显著。

考虑到2003年3月6日，北京接报第一例输入性SARA病例，2003年6月20日，小汤山医院最后18名患者出院。因此疫情对北京的冲击主要发生在疫情爆发期，疫情结束后，冲击将会修复。

那么下一个问题是，疫情结束后的修复，程度如何？SARS冲击高峰的2003年4-6月列为对照期，SARS冲击后的2003年7-12月列为观察期。DID结果如下：

我们可以看到，SARS结束后的2003年6-12月，北京消费有显著的修复性增长，显著性P值为0.025，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北京额外提升的消费增速为16.3%。因此SARS的负面冲击，集中在4-6月的高峰期，疫情得到控制后，北京又经历了显著的恢复，因此放在2003年全年来看，我们并没有观察到SARS对消费有明显的负面冲击。

考虑到疫情对服务类消费的冲击更为明显，比如密集场所的餐饮行业，但是笔者并没有找到2003年的消费细分数据，故暂时作罢。

下面我们再基于类似的方法，来看看SARS对工业生产的冲击情况。首先来看看，SARS期间北京、上海的工业增加值增速的走势。

从上图可以看到，阴影所示的SARS期间，北京的工业增加值，相对于上海，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探。但是我们又注意到，自2002年初，北京的工业生产就开始落后于上海，那么SARS期间的下探，是否显著呢？

从DID模型的结果来看，即便SARS最严重的2003年4-6月，对北京工业生产的冲击仍然不显著。虽然从图上看，2003年北京的工业生产落后于上海，但是这种落后，自2002年初就开始了，并非源于SARS。

同样，我们也可以对固定资产投资做出分析。从下图可以看到，2003年4-6月，北京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落后于上海，但是这种落后，是始于2003年初。

从DID模型的结果来看，即便SARS最严重的2003年4-6月，对北京固定资产投资的冲击仍然不显著。放到2003年全年来看，北京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表现，反而是相对领先于上海的。

最后来总结一下本文的结论。我们的意图是借鉴2003年SARS对经济冲击的经验，来类比本次新型冠状病毒，对经济的冲击。我们采用的方法是DID，将受SARS影响较小的上海作为对照组，将受SARS影响较大的北京作为观察组。分析两者在SARS疫情前后，经济的相对表现。

从模型结果来看，03年SARS对消费的冲击比较显著，对工业生产、固定资产投资的冲击不显著。就消费而言，03年4-6月，北京SARS疫情最重的时期，对北京消费的额外冲击为-12.3%，但是6月疫情可控之后，北京消费出现了猛烈的反弹，因此2003年全年，对北京消费的冲击仍然不显著。我们用广东的数据做了稳健性分析，结论类似，此处不再赘述。

如果03年SARS的数据，对于本次新型冠状病毒仍然适用的话，我们可以得知，本次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冲击的是湖北地区的消费，如果未来两个月内疫情得到控制的话，冲击的时间段主要是一季度。

但是当前经济结构，与03年的一个主要区别是，当前的服务业占比要高很多。而服务业是人员密集型产业，因此对疫情更加敏感。服务业的评估，是本文的不足之处，未来需要继续研究。

不过总的来说，笔者认为，本次新型冠状病毒，对经济的短期冲击大于长期冲击，对经济的心理冲击大于实际冲击，这也就意味着，今年一季度，我们有望见到一批被错杀的资产。

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