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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2日、23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召集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讨论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一些委员认为,宣布其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时尚早。委员会随时准备在大约10天内再次举行会议。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ublic Health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缩写PHEIC),是由世界卫生组织(WHO)负责发布的一个正式声明,是指会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对其他国家带来公共卫生风险的突发紧急事件,并且需要国际协调应对。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机制,是在2002/2003年的SARS事件后,于2005年建立。自2009年以来,一共宣布了五次:
 
1、2009年4月H1N1(或猪流感)大流行;
 
2、2014年几近消灭的脊髓灰质炎突然在许多国家暴发疫情;
 
3、2013年12月开始的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WHO于2014年8月8日宣布该疫情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4、2015年4月开始的兹卡病毒疫情,WHO于2016年2月1日宣布该疫情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5、2018-2019年刚果基伍埃博拉出血热暴发。
 
由于被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对该国的出口和人员跨境流动产生影响,因此这需要我们评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出口的冲击影响。我们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告,梳理了本世纪以来,一些重大疫情暴发的地区和时间。最终挑选了三个案例来分析如下。
 
第一个案例,2009年3月底,甲型H1N1流感开始在墨西哥暴发,2009年5月底,该流感在墨西哥死亡率达2%。
 
我们把墨西哥的年度出口金额(2005-2018年),与墨西哥体量相近的20个国家做了相关系数分析,发现与墨西哥出口变动高度一致的国家为:韩国(0.9439)、中国大陆(0.9886)、新加坡(0.9018)、西班牙(0.9299)、印度(0.9429)、泰国(0.9852)。
 
我们选择与墨西哥出口相关性很高,但是受到2009年甲型H1N1流感影响很小的国家,即新加坡,作为对照组。从下图可以看到,新加坡和墨西哥的出口形势基本上一致,但是在2009年第三季度,墨西哥出口有了一个明显的下探。那么这种下探是否显著呢?
 
 
我们选取的甲型H1N1流感冲击前的时间段为2008年1月-2009年3月,甲型H1N1流感冲击后的时间段为2009年4-6月、4-9月和4-12月。对照组是新加坡,观察组是墨西哥。我们选择美国进口金额,作为控制变量。DID结果如下:
 
 
从上表的DID结果来看,以新加坡为对照组,疫情对墨西哥出口的冲击在前期不太明显,但是在疫情后6个月的期限内显著,在更长的期限又不显著。
 
其他几例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比如西非的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金)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的差距较大,对我们没有参考意义。
 
那么我们再用一个案例,就是2003年SARS期间的香港。香港当年也是受SARS影响比较大的地区,2003年4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将香港列入受SARS影响地区(SARS-affected areas),2003年6月23日移出。我们选取离香港地理位置相近、出口体量相当、但是几乎没受SARS影响的韩国作为对照组。
 
 
我们选取的SARS冲击前的时间段为2002年1月-2003年3月,SARS冲击后的时间段为2003年4-6月、4-9月和4-12月。对照组是韩国,观察组是中国香港。我们选择美国进口金额,作为控制变量。DID结果如下:
 
 
从DID结果来看,以韩国为对照组,虽然疫情后,中国香港的表现相对略差,但是在整个疫情过程中均不显著。
 
那么我们最后用一个案例,就是2003年SARS期间的中国。2003年4月6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北京列入受SARS影响地区(SARS-affected areas),2003年6月24日移出。我们选取与中国出口体量相当、但是几乎没受SARS影响的德国作为对照组。
 
 
我们选取的SARS冲击前的时间段为2002年1月-2003年3月,SARS冲击后的时间段为2003年4-6月、4-9月和4-12月。对照组是德国,观察组是中国。我们选择美国进口金额,作为控制变量。DID结果如下:
 
 
从DID结果来看,以德国为对照组,疫情后,中国出口的表现明显好于德国,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好的程度越来越高。这种结果的出现,应该是因为2001年中国刚刚加入WTO,出口的内生动力很足,SARS并没有改变这种趋势。
 
我们总结一下本文的结论。我们在本文中试图评估,假如新型冠状病毒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将会对中国出口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使用的方法同样是,基于国际比较的DID方法。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发现难度较大。原因在于,2009年以来,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一共有五宗,涉及的主要国家,比如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刚果金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对我们没有太多借鉴意义。因此我们在本文中,仅讨论了2009年甲型H1N1流感中的墨西哥,并加入了2003年受SARS影响的中国大陆和香港。具体结果如下:
 
2009年甲型H1N1流感中的墨西哥,对照组是新加坡。2009年甲型H1N1流感对墨西哥出口的冲击,在疫情前期不显著,在疫情后的中期(6个月左右)显著,在疫情后的后期(9个月左右)回到不显著。
 
2003年SARS的香港,对照组是韩国。在疫情的前、中、后期均不显著,但是系数估计值显示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2003年SARS的中国,对照组是德国。在疫情的前、中、后期,中国出口均显著强于德国,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强的程度越来越高。
 
三个案例的结果不一致,告诉我们的第一个道理是,看来疫情并非是决定出口的关键因素。一国出口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包括外部需求、本国生产能力等,疫情对出口的影响,不具有数据上的一致性;第二个道理,从系数估计上看,疫情暴发后,虽然不改变趋势,但是会使得出口数据弱于无疫情。也就是说,疫情不改变出口趋势,但是会让实际出口变得略差。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密切关注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的防疫进展,而中国也在向国际社会传递积极有为、科学合理的防疫工作,这都有助于缓解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忧虑。同时,考虑到中国的经济体量巨大,世界卫生组织在决定是否将中国纳入“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时候,也会慎之又慎。
 
但是无论世界卫生组织的最终讨论结果如何,笔者认为,考虑到海外需求回暖和中美贸易谈判达成第一阶段协议等因素,疫情并不会改变中国今年出口企稳回升、人民币走势相对较强的状态。昨天新加坡市场开盘后,人民币出现快速贬值走势,这不会是市场常态。
 
但是从微观层面,笔者认为疫情可能会对一部分出口企业带来冲击,尤其是一部分中小型出口企业,在短期内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经营困难,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及时开展调研,并适时提供贸易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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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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