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节前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打断了中国经济的企稳复苏进程。疫情在冲击经济基本面的同时，也同样冲击财政。一方面企业盈利减少，居民收入下降，这会减少财政收入，另一方面财政要加大企业的补贴，这会进一步加剧赤字压力。

那么现在就在流传一个故事：因为地方政府财政吃紧，会倒逼政策放松土地市场，使得地方政府通过卖地来弥补财政收入，那么这个故事能否得到数据支撑呢？

我们先来看看全国的整体情况。我们做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差额，与土地购置费的时序图如下。从下图可以看到，随着时间推进，两者呈现出喇叭口状的背离。也就是说，随着财政收支缺口越来越大，卖地收入也越来越高。这似乎支撑了，财政越紧张，卖地收入越高的逻辑，真的是这样吗？

图：一般预算收支缺口（虚线）、土地购置费（实线）

单位：亿元

熟悉时间序列的朋友会知道，从图中观察可知，一般预算收支缺口和土地购置费，都是非平稳序列，是无法直接做回归的，因为“伪回归”会给出错误的相关性。

因此我们需要先对序列做一阶差分，如下图所示。那么观察下图可以看到，财政收支缺口，与土地购置费，似乎是呈现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当财政赤字恶化的时候，卖地收入反而是下降的。卖地并没有发挥弥补财政收入的作用。我们需要更严谨的数据分析。

图：一般预算收支缺口变动（虚线）、土地购置费变动（实线）

单位：亿元

我们做了一个回归，从回归估计系数上看，财政赤字变动和土地购置费变动确实呈现出负相关关系，但是不显著，而且R方很低。简单理解，就是说，近期财政赤字持续恶化，但是卖地收入并没有同步增长。数据不支持卖地收入有效弥补财政赤字。

那么这种不显著，是否是因为不同省份之间存在异质性呢？我们分别来看看，31个省份的财政收支缺口变动和土地购置费变动的关系。下图展示了六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其财政收支缺口变动，与土地购置费变动的时序图。直观观察，没发现太明显的相关性。北京、天津、上海的波动较小，江苏、浙江、广东近几年的土地购置费上升很快，但是财政赤字缺口并没有明显恶化。

图：分省的收支缺口变动（虚线）、土地购置费变动（实线）

我们需要更严谨的模型分析。我们使用31个省份的土地购置费变动和财政收支缺口变动的数据，拟合双向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LSDV）。结果显示，两者完全不相关，土地购置费的变动，与财政赤字压力，并无关系。

也就是说，认为地方政府因为财政吃紧，而加大卖地力度，这个逻辑并没有得到数据上的支持。因为模型结果，与我们的直觉反差较大，我们需要做一个稳健性分析。我们用地方政府基金性收入，来近似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

图：分省的收支缺口变动（虚线）、基金收入变动（实线）

上图展示了六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其财政收支缺口变动，与政府性基金收入变动的时序图。政府性基金收入的数据期限比较少，2012年之后才有数据。从仅有的数据直观观察，两者呈现出弱正相关性。

我们需要更严谨的模型分析。我们同样使用31个省份的基金性收入变动和财政收支缺口变动的数据，拟合双向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LSDV）。结果显示，两者的参数估计结果显示正相关性，但不显著。

但是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如果遇到突发危机，会显著推动地方政府的卖地行为吗？我们使用2009年次贷危机的数据，设计一个虚拟变量，来衡量突发危机前后，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

模型结果显示，次贷危机之后，地方政府的卖地行为，没有显著变化。

最后总结一下本文的结论。春节前后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将对财政账户带来明显的负面冲击。近期有一种观点，认为地方财政吃紧之后，会助推放开土地市场，通过卖地收入，来抵补地方财政赤字。

本文中，我们针对31个省份，使用土地购置费和地方政府基金性收入，对地方财政赤字，拟合双向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结果均显示，地方卖地收入变动，与地方财政赤字变动，相关性并不显著。针对突然危机的缺口，我们使用次贷危机前后的数据，模型结果显示，危机后地方政府的卖地行为，同样没有显著变化。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猜测，可能是因为卖地的决定权，并不在地方，而是在上一级。也就是说，因为地方财政吃紧，就预期地方政府要刺激土地市场，这个逻辑并不可靠。土地，不是地方想卖就能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