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新冠疫情冲击经济基本面的一个框架（译）-经纬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随着新冠病毒疫情在海外的二次爆发，全球金融市场，依次经历了Risk Off（抛售风险资产），以及Liquidity Off（流动性挤兑）两个阶段。随着美联储联合全球各大央行迅速救市，预计流动性问题将得到有效缓解。

那么金融市场的焦点，将逐渐回归到新冠疫情对经济基本面的冲击，而这需要一个好的框架。CEPR（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一家覆盖1500多名欧洲经济学家的独立智库）近期出了一本电子书，叫做《Economics in the Time of COVID-19》。CEPR在2月27日向经济学家征稿，并于3月2日编辑成书。

这本书试图讨论如下问题：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冲击，以什么方式、什么范围和什么速度进行？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冲击会持续多久？经济危机传染的机制是什么？以及最重要的是，政府可以做什么？

通过大致阅读这本电子书，我们可以了解以下内容：

1、当疫情在海外二次爆发后，我们对外国人面对疫情的淡漠和迟缓感到不解。书中回顾了全球大流行病的历史，我们可以得知，在2009年H1N1禽流感之前，西方国家已经连续40年没有经历过大型流行病。而H1N1禽流感的症状又不严重。

而我们恰巧有2003年SARS惨痛的历史记忆，才使得我们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将疫情快速的控制住。而西方并不具备类似的记忆，所以在疫情初期，无法做出与我们同等强度的防疫措施。

2、本次疫情，与历史的大流行病相比，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本次疫情主要冲击的是最发达的经济体。由于疫情同时冲击最大的消费国和最大的生产国，因此在全球导致供、需的同步下滑。

3、由于制造业的国际合作密切，因此疫情国的生产中断，会导致全球产业链的停滞，因此虽然服务业也受灾严重，但是制造业可能是受冲击最大的。

4、本书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视角，由于传染病的扩散是遵循线性对数模型，因此在疫情初期，线性外推往往会低估疫情，而在疫情中后期，线性外推往往会高估疫情。因此当最恐慌的时刻，也许是好转的起点。

5、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要分行业区别来看。文中举了ICT的例子，显示中国、美国、德国处于ICT产业链的核心位置。

6、疫情对需求端的冲击，书中指出，有两个维度的冲击。第一个维度是直接冲击，第二个是心理冲击，人们会因为不确定性，而推迟既定的消费和支出计划。

7、书中给出了经济危机跨经济传染的主要渠道，即：货物；服务；技术；人力；金融资本；外商直接投资；跨国银行；以及汇率。

8、书中认为，几个具体的危机路径为：直接受到疫情冲击的行业，比如航空业、餐饮业或者零售业，出现破产潮，进而冲击金融体系；全球贸易的供、需同步下滑，电子产业、服装鞋帽、光学、汽车等行业明显受冲击。目前汇率和资本流动尚未发现异常。

9、关于政府的应对措施，书中特别强调，全球主要经济体要携手共同应对，G20领导人集聚一堂，共同携手，会极大提振全球信心。

笔者认为，本次疫情对于全球化而言，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机遇。如果各国在本次疫情中，以邻为壑，各自为政，无疑会加剧全球化的分裂，从而给全球经济的前景蒙上阴影。

如果各国以本次疫情为契机，重建信任，加强团结，那么不仅可以成功应对本次疫情，还能共同解决之前遗留的难题。

最新的信息显示，G20正在携手应对，后者的可能性在增加，全球有望携手有力控制疫情。从这个角度出发，如果仅考虑国内疫情走势，预计疫情对内需的冲击，在4月末基本上结束。由于疫情在海外的爆发，影响到海外经济和中国出口，预计疫情对外需和出口的冲击，在6月末基本上结束。

因此我们认为，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更大可能是出现3-6个月低谷，而不会出现2-3年的持续衰退。从这个角度出发，疫情对利率下行的助推作用接近尾声，国内的利率到达底部位置，二季度走势偏向于底部震荡。

本文将电子书的主要内容摘译如下。

紧急时期

就在六周前，世界经济还在稳步复苏；贸易争端和政治对抗有所缓和；经济预期乐观，金融市场欣欣向荣。现在一切都反转了。随着COVID-19在全球的扩散，它正在给全球经济带来灾难。

当COVID-19初期只在中国爆发，而且中国全力应对时，这场危机更像是一次猛烈但短暂的V型冲击。但是随着疫情在几十个国家的爆发，事态正在发生改变。尽管最终结果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这场经济冲击会带来持续的痛苦，并留下深深的疤痕—远远超过战后的其他流行病（参见框1）。

疫情冲击七国集团（G7）和中国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上讲，这场流行病是完全不同的。以前的流行病（框1）主要冲击的是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而且规模要小得多。但是到目前为止，COVID-19的病例数，已经是SARS病例数的8-9倍。而且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包括七国集团（G7）和中国（见表1）。

尽管疫情数据时刻在变，但是截至2020年3月5日，疫情最严重的十个国家，基本上等同于全球前十大经济体（伊朗和印度除外）。美国、中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都位列其中。如果仅看美国、中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这些国家贡献了：

60%的全球GDP；

65%的全球制造业增加值；

41%的全球制造业出口。

这些经济体—尤其是中国、韩国、日本、德国和美国，也是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们的困境，也在几乎所有国家间，产生“供应链传染”效应。

制造业板块遭受三重打击

1、供应中断将直接阻碍生产，因为疫情在世界制造业中心（东亚）爆发，在美国和德国等工业重镇快速蔓延。（即疫情国制造业生产被中断）

2、供应链间的传染，将层层放大供应中断的冲击，因为疫情没那么严重的国家的制造业部门，会发现从疫情国进口零部件变得更加困难或者更加昂贵。（由于产业链的相互联系，疫情国制造业中断之后，全球产业链都无法正常运转）

3、需求端也会下滑，源于总需求的衰退，以及消费者和企业推迟支出。

尽管疫情国的服务业也趋于停滞，比如餐馆和电影业都空无一人，但是受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制造业。经济数据已经体现出这种供给冲击。中国2月财新制造业PMI读数为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虽然中国劳动力正在逐步复工，东亚各经济体的PMI都呈现急剧下滑，尤其是韩国、日本和越南。

框1：大流行病的历史回顾

自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之后，20世纪遭遇了两场大流行病，即1957年的“亚洲流感”和1968年的“香港流感”。21世纪遭遇了四次，即2009年的N1H1，2002年的SARS，2012年的MERS和2013-14年的埃博拉。本框回顾了这些流行病的时间表和死亡率。

亚洲流感（H2N2）：亚洲流感于1957年起源于中国云南，在1957年2月传至新加坡，在1957年4月传至香港。5月传至印度、澳大利亚和印尼，6月传至巴基斯坦、欧洲、北美和中东。7月传至南非、南美、新西兰和太平洋群岛，中非、西非、东非、东欧、加勒比地区8月开始爆发。第一波高峰持续至1957年底，主要影响年龄儿童、年轻人和孕妇。第二波高峰在1958年来临，冲击欧洲、北美和日本，主要感染老年人。

死亡人数并不准确，一致的结果是全球约有110万人死亡。估计的死亡率也不准确，介于1/4000和0.2%之间。分国别的死亡人数并不齐备，在美国约有8万-11万人死亡，英国和威尔士死亡人数约6000。

香港流感（H3N2）：香港流感的首次报告病例是1968年的7月13日，前6个月有50万香港居民被感染（15%的人口）。7月底，疫情蔓延至越南、新加坡，并在全球迅速扩散，8月传至印度、菲律宾、澳大利亚、欧洲。通过越南回来的士兵传至加州。最终导致美国33800人死亡。1969年疫情传至日本、非洲和南美。

H3N2在全球造成约100万人死亡，大部分是65岁以上人口。1968年12月疫情达到顶峰。

2009年禽流感（N1H1）：2009年，是40年来第一次大流行病爆发。第一个病例是2009年4月在加利福尼亚发现，WHO于2010年7月宣布疫情结束。继加利福尼亚病例被发现之后几天，墨西哥也开始出现病例。两天后，欧洲病例在西班牙和英国发现。WHO总干事于2009年6月11日宣布全球大流行。

全球约151,700-575,400人死亡。病例数最多的国家是英国、墨西哥、加拿大和英国。死亡人数最多的是墨西哥和美国。

SARS：2002年11月至2003年7月，共报告了8096病例，其中774例死亡。SARS的死亡率高达9.6%，但是传染性却小得多。绝大部分病例在大陆（5327）和香港（1755），死亡率分别为7%和17%。

MERS：MERS病毒源于一种单峰骆驼。首个病例发现于2012年的沙特，然后传至27个国家：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巴林、中国、埃及、法国、德国、希腊、伊朗、意大利、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马来西亚、荷兰、阿曼、菲律宾、卡塔尔、韩国、泰国、突尼斯、土耳其、阿联酋、英国、美国和也门。然而，MERS病例集中在沙特（80%以上的病例）。MERS高度致命，死亡率约35%。

埃博拉（EVD）：埃博拉是一种致命疾病，死亡率约50%。首次疫情爆发于1976年的刚果和苏丹，死亡率分别为88%和53%，共约300病例。第二次爆发于2014-16年，起源于西非，几内亚有3811病例，死亡率67%，塞拉利昂病例数14,124，死亡率28%，利比里亚病例数10,675，死亡率45%。2018-19年最新爆发的疫情，在刚果东部，病例数54，死亡率61%。

对医疗体系的冲击

描述传染病，有一个基础的模型，叫做SIR模型。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对这个模型比较熟悉。图1a到1c叫做流行病学曲线。钟形曲线的快速上升部分，意味着每一个感染者的传染人数，不止一人。因此人群中的感染病例，一开始是上行的。不过新发病例最终会放缓，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变得不易感（治愈或者死亡）。

图1a所示的SARS，致死率高但是传染性并不强，这与季节性流感不同。美国CDC报告，美国本次季节性流感季，超过3000万人感染，住院30万。但是死亡率很低，低于千分之一，估计死亡人数在18,000至46000人之间。

COVID-19似乎位于SARS和流感之间，COVID-19的致死率低于SARS，但是传染性更强。图1b所展示的全球流行病学曲线，截至2020年3月5日，呈现出一个双峰特征。图1c展示的中国以外的病例数，显示其他地区正在加速爆发阶段。（图1c略）

纽约卫生和医院准备工作负责人，Syra Madad博士称：“这种特殊的病毒，似乎具有高度传染性，我认为最终全世界可能有40-70%的人口会感染，但是大量病例预计是温和的”。

公共卫生应对

控制流行病意味着“平缓流行病学曲线”。这通过关闭工作场所、学校停课、禁止出行等方式，来减少人与人的接触，进而降低传染率，并及时治愈或者隔离感染者。

更平缓的流行病学曲线，可以直接和间接的挽救更多生命，因为其避免了医疗挤兑导致的次生伤害。

各国政府所采取的看似极端的措施，正是为了试图平缓流行病学曲线。但是残酷的现实是，我们没有更先进的手段，比如疫苗或者特效药。我们只能采取20世纪初的控制措施，而这些控制措施，给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对经济体系的冲击

对经济的冲击，分为三个层次，其中两个层次是可见的。

第一，单纯的医疗因素，卧床的劳动力无法工作和创造GDP。

第二，公共和私人的限制措施对经济的影响，比如关闭学校和工厂，出行限制和隔离措施等。

第三，影响人们的思想和信念。

基于思想信念的经济冲击

个人行为决定于思想，而思想往往存在认知偏差，见图2。

人类大脑通常使用线性外推来预测未来，虽然用近期的新增病例数，来预测未来的病例数，是一种自然的想法，但是会导致严重的错误。

图1a-1c显示，流行病初期，线性预测往往会低估疫情，而中后期，线性预测往往会高估疫情。因此当舆论由低估过渡到高估疫情时，恐慌就会出现。

正如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前部长Michael Leavitt所言，流行病爆发前，我们所做的一切，看起来都是危言耸听，流行病爆发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却被抱怨是远远不足的。

信念的传播会导致羊群效应和恐慌，如果人们对政府控制疫情的能力失去信心，那么就会导致混乱，就像银行挤兑或者抢购卫生纸一样。

供给端的冲击

病毒对供给端的冲击，是直接和显而易见的。当日本发现零散病例的时候，很多日本大型公司在2月下旬命令员工在家办公。2020年3月3日，福特汽车公司在两名员工检测阳性后，禁止所有出差，很多公司也纷纷效仿。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些禁令措施，直接减少了生产活动，类似于暂时的失业。

受益于数字技术和基于云计算的软件及数据库，产出收缩的幅度可能会减小。20年前，SARS爆发的时候，这些技术都不存在。但是远程办公并非包治百病。即便是今天，也并非所有工作都可以远程完成。现场办公是有必要的，尤其是处理有形物品。日本一家医疗产品制造商，Unicharm，决定所有雇员远程办公，但是车间工人被排除在外，因为他们要尽量满足医疗口罩的增长需求。

其他的公共卫生措施，比如学校停课，也会间接减少劳动力，因为员工需要照顾孩子。日本在2020年2月27日宣布关闭学校一个月，意大利于2020年3月4日关闭所有学校。

照顾生病的家人，是另一个间接减少就业的因素。对感染者及家人进行隔离，也是同样的道理。

这些冲击已经在宏观数据中体现出来。中国2月财新制造业PMI读数为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

冲击传播的不确定性

COVID-19并非是首次供给冲击。之前的例子包括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冲击，以及泰国洪灾和日本大地震。但是这次冲击却完全不同。

2011年泰国洪灾中，对工厂的影响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内就可以完全知晓，这一切取决于工厂的海拔高度。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对供给端的冲击，也很直观，到震中的距离，是一个核心因素。

COVID-19对供给端的冲击，具有特殊的传播模式。相比之下，这种病毒的传播，并不完全取决于距离武汉的地理距离。在疫情早期，飞机和邮轮的航线，是极大的影响了病毒传播。

一张相互纠缠的网，而不是同心圆，可能更适宜描绘COVID-19对供给端的冲击。而且由于人类行为难以预测，冲击的范围和地点，也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而且可能持续很多天。

最后，对供给端的冲击时间，取决于病毒的致命性，以及公共卫生应对措施，因此也是高度不确定的。

供应链冲击

2020年3月初之前，COVID-19主要影响中国，超过90%的病例数在中国。后面两个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是日本和韩国。这些国家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中居于核心位置。这部分由Baldwin and Tomiura撰写，集中讨论对贸易的影响，基本要点在图3中列示。

图中气泡的大小，反映经济体的贸易量，连接线的粗细，反映双边贸易的相对重要性，上图显示ICT产品的国际产业链，是非常密切的。

有三个特征：

中国确实是世界工厂，是全球网络的中心。因此中国制造业的中断，会对全世界的制造业造成二次冲击。

供应链有很强的地域特征，包含中国、韩国、日本的亚洲，是供应链冲击最严重的地区。

德国是欧洲的枢纽。也是全球第七严重的疫情国（2020年3月5日数据）。再加上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疫情爆发，很显然，供应链传染，将是欧洲经济危机传染的主要渠道。北美也是类似。

要注意的是，对于不同的制造业行业，这些网络图是非常不同的。因此要逐一行业的分析。

需求端的冲击

当讨论COVID-19对总需求的冲击时，两个维度值得区分：实际冲击和心理冲击。从实际冲击来看，因为消费者无法去商店，因此需求随之消失。同样的道理，一些上门服务也被禁止。

还有一个维度，是心理冲击。当面对COVID-19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时，消费者和企业倾向于对支出采取观望态度。

在发达的互联网时代，这种观望的态度会在全球蔓延。需求端的冲击，与传统的贸易和金融渠道不同。这在2008-09年的全球危机中得到充分证明。全世界的人们在关注美国金融危机。虽然只有很少的几个国家直接卷入次贷危机，但是心理冲击使得全球都在推迟消费和企业投资。这就将发源于北美的金融危机，转变成了全球同步的巨大需求危机。

所有国家和几乎所有产品的贸易量同步暴跌。我们不清楚C0VID-19是否会重复这种历史走势，但这是一种可能性。

首轮需求冲击，会产生凯恩斯乘数式的放大效应，对于很多居民和企业来说，不工作意味着没有收入，这会进一步减少需求。

冲击的持续时间

如果考虑需求下滑和供给冲击最严重的情况，那么可以类比于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那是几乎所有的工业国都陷入了持续的滞涨。

与病毒相比，政府的应对措施，对经济的冲击要更严重，也更持久。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很多经济问题来源于不恰当的经济导致的通胀，而不仅仅是石油短缺。

COVID-19在经济层面的传染路径

全球视角来看，经济体通过以下跨境渠道相互联系：

货物；

服务；

技术；

人力；

金融资本；

外商直接投资；

跨国银行；

以及汇率。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银行业是欧元区危机的核心（CEPR 2015）。2008-09年危机也是起源于银行（参考Reinhart and Rogoff 2010）。电子书的一位作者，Torsten Beck认为这一次，银行业可能并不是传染的主渠道。最近十年监管加强，银行的资本缓冲更高了，银行体系也更加安全。

不过电子书的其他作者，Steve Cecchetti和Kim Schoenholtz更关心，银行在面临危机时的脆弱性。他们认为，银行挤兑是会传染的。

非银行金融部门

如果信心和流动性恶化，很多公司将面临困难。IMF指出，因为长期宽松的货币环境，投资者一直在寻找高收益，但是风险更大、流动性更差的资产。根据IMF的货币稳定报告（2019），在几个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体中，非金融公司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正处于历史高位。如果危机导致贷款的突然停滞，这些公司可能陷入困境。

John Cochrane的章节对这种金融环境突然停止的机制进行了有趣的探索，并提出问题：如果经济停止运行几周或者几个月，会发生什么？他举例说，关停经济，并不像关灯，更像是关闭核反应堆。你需要小心翼翼的、缓慢的去做，否则它就会融化。

他预见到严重的财务问题。企业必须要偿还债务，并支付工资。人们要偿还抵押贷款，或者支付租金。他写道：如果任其发展，将会出现一系列的破产或者无力还债的情况。如果经济停摆的时间过长，将会导致金融灾难。

金融市场运作模式的深刻变革，也引起了人们对信贷投放的担忧。过去十年间，做市商已经渐渐不再支撑市场。信用ETF的规模快速膨胀，这造成了流动性的幻觉。正如2001年、2008年和2018年末那样，信用市场的流动性，会在紧张时期瞬间消失。

贸易

Baldwin和Tomiura的章节指出，国际贸易是COVID-19冲击国内和国际经济的主要渠道之一。贸易将受到需求和供给的双重冲击。

影响是显而易见的，COVID-19造成工厂关闭，出行受限，边境关闭等类似的情况，这会减少疫情国的出口。中国出口已经受到明显的影响。

而疫情国生产的中断，会沿着供应链在全球传染。比如中国、日本、韩国，供给了美国25%的进口，以及超过50%的电子产品进口。服装和鞋类企业也受到东亚疫情的冲击。经济学人杂志指出，电子产业链非常脆弱，因为库存很低，而且很多零部件缺乏替代品。

光学产业同样影响严重。疫情中心的湖北省，被誉为中国的光学之家，因为很多光纤制造公司在湖北。世界上约四分之一的光纤电缆和设备，都在湖北省。湖北也是芯片工厂的所在地。经济学人引用分析师的数据，仅在湖北的疫情就会导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减少10%。

由于产业链的中断，东亚汽车产业，已经遭受严重打击。比如，因为缺少中国零部件，韩国车企现代关闭了韩国的所有工厂。日本公司尼桑也关闭了日本的一家工厂。这种冲击甚至波及欧洲。菲亚特-克莱斯勒近期警告说，它将很快停止一家欧洲工厂的生产。总部位于英国的捷豹路虎也宣布，它的零部件可能将在2月底用尽。

大宗商品价格

自疫情爆发以来，布伦特油价，已经从69美元一桶，降至50美元一桶，这对于原油生产国是一个巨大的负面冲击。另一方面，油价下跌可能对运输业有一些利好。IATA基于SARS数据，估算航空业可能面临290亿美元的营收减少，这将被更低的燃料成本所部分对冲。

旅行和迁徙限制

为了延缓传染，政府可能会颁布旅行禁令，关闭边境。但是面对面交流，是很多商业活动必不可少的，因此这些禁令会对经济活动带来负面影响。Raffaella Meninno和Guntram Wolff指出，关闭欧洲边境，将严重影响申根组织1%的就业人口。

去全球化政策的反应

应对疫情的政策，可能会阻碍货物、服务和人员的流动。正如Beatrice Wederdi Mauro指出的那样，这会让经济的影响更持久。企业、个人和政府，都面临瞬间去全球化的中断。企业正在吸取全球供应链被中断的教训，并作出相应的调整。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也会把流行病冲击纳入未来的风险评估和压力测试中。总的来说，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的时期，人们对“他人”的恐惧，可能会演变成瓦解和去全球化的力量。

汇率

汇率是金融危机传染的主要渠道。比如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卷入了很多货币错配的国家和企业。泰国货币的突然贬值，几乎使得很多泰国公司立即破产。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汇率机制在起作用。另外，过去危机的教训，使得交叉货币信贷明显减少。

资本流动

最后一个冲击渠道，是资本流动的突然中止。在过去十年间的欧元区危机中，欧元区内部的借贷突然停止，使得爱尔兰和葡萄牙等国家陷入困境。这个机制目前还没有发挥作用。

经济冲击的规模

COVID-19最初在中国，后来到了亚洲。疫情还在传播，可能会迎来一个全球性的冲击。上一次的全球冲击，发生在2008年9月雷曼倒闭之后。到2008年底，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变为全球危机，G7国家发生金融危机，依赖出口的国家发生贸易危机。

Richard Baldwin和EiichiTomiura在他们的章节中，称2008-09年的全球危机，给本次提供了一个参考。上次危机导致了全球贸易大衰退。那是有记录以来贸易最大幅度的下滑，也是大萧条以来的最大下滑。下滑是突然、严重而且同步的。而且，全球贸易负增长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并不算短。

Laurence Boone, David Haugh, Nigel Pain andVeronique Salins在他们的章节中，估算了一个中性情形。如果疫情只在中国和一部分国家爆发，对2020年世界GDP增速拖累为0.5%。如果疫情扩散到整个北半球，那么对2020年世界GDP增速拖累为1.5%。大部分影响归因于需求减少。

Warwick McKibbin and Roshen Fernando分情形估计了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在最严重的情形中，他们认为对2020年增长的冲击，是Boone估计的四倍。这种情形下，日本是受影响最大的，GDP负增长约10%，其次是德国和美国，GDP负增长8%。

政策应对

病毒是一回事，政府应对是另一回事。Weder di Mauro说，经济损失的规模和持续性，取决于政府如何应对这种紧急刹车。

往坏的方面说，这可能会演变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并导致全球化的逆转。往好的方面说，政策制定者可以借机共同采取行动。并以此为契机，重建信任，并创造一种合作精神，来应对其他共同威胁，比如气候变化。

政府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减轻痛苦？

框3中罗列了很多可行的政策应对。我们详细讲一下其中的主要内容。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是需要的。而且显然，最有效的行动是国际协调一致行动。主要中央银行的共同做法和声明，比单一紧急行动更可取。美联储的紧急降息，并没有缓解处于零利率下限央行的压力。所有央行应该一起发出信号，表面它们随时准备采取协调一致的干预措施，并在金融机构承受压力的混乱情况下，提供流动性支持。

在这次冲击中，中小企业最容易受到流动性冲击，采取特殊措施保证向中小企业融资，是很有必要的。

中国、香港、新加坡已经决定采取有力的财政措施来刺激需求和提振信心（新加坡的刺激规模接近GDP的2%）。

财政政策可以快速实施，向受隔离和收入减少的人提供定向援助，就像意大利正在做的那样。

框3：可以采取的政策措施

定向措施：医护/信心

向医护人员支付奖金（新加坡）

政治领导人捐献一个月工资（新加坡）

向所有家庭提供少量口罩（但是只要身体健康就不鼓励使用）（新加坡）

定向财政措施：家庭

向每一个18岁以上市民发放1000美元现金（香港）

受影响地区暂停支付电费（意大利）

向未参加保险家庭支付医疗费用

定向措施：企业

短期就业补贴（德国）

加速折旧（德国）

对旅游业、住宿业和航空业的定向支持（新加坡）

向企业提供广泛的财政支持，包括对缺勤工资的补贴（新加坡）

降低中小企业的所得税，并提供低息贷款（香港）

定向措施：货币/银行业

支持银行加大对小企业的金融支持

向银行提供流动性

在G20/EU层面进行大规模的整体财政刺激

紧急减税

暂停支付社保金

增加财政支出

放宽欧盟中受影响国家的财政标准

在G20层面进行大规模的货币刺激

降息（美联储、加拿大央行）

量化宽松

全球/区域灾害保险/紧急融资

500亿美元紧急贷款（IMF）

IFC/DERD向私营企业提供融资

扩大欧盟团结基金，来覆盖健康相关的灾害（提案）

结语

2008年，全球领导人集聚一堂，宣布共同应对危机。这虽不完美，但是包括了协调一致的财政刺激和货币工具。显然，G20开展合作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对经济的恐慌。今天的领导人正在面临类似的压力，这将考验他们应当危机的能力。

这对欧洲尤其重要。欧洲更需要团结。目前困扰欧盟的小分歧应该被搁置一旁，而要展现出共同行动的意愿和能力。现在最需要的是团结，比如分享口罩，为其他国家的病人开放医院、护士和医生。欧洲稳定和增加公约，要更具有灵活性，并为协调一致的财政刺激做好准备。

扩大欧盟团结基金是一个可选项。该基金创建于2002年，旨在帮助欧盟成员国应对洪水、地震、火山、森林火灾、干旱和其他自然灾害。2018年，欧盟团结基金在发生自然灾害后，向奥地利、意大利和罗马尼亚提供了3亿欧元的援助。COVID-19的破坏也相当于一次自然灾害，因此有理由在欧盟层面进行救助。

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