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新华社刊发重磅文章“十问中国经济”，梳理了十大社会关切、海内外关注的热点问题，采访权威部门和权威人士作出回应。这篇文章类似于中央经济政策的“白话版”，笔者学习记录如下。

1、不简单追求高增速。第一问中，首先解释了今年季度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原因之一是基数效应，文章对今年经济走势的预判是“前高后低”，而且坡度比较陡峭。从这个角度看，四季度经济增速可能进一步下台阶，而且这种回落是预期内的。

原因之二是短期性因素，文章主要提到了四个因素，分别是国内疫情局部多点散发；河南、山西先后遭受暴雨洪灾；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大宗原材料价格高企。

第一问中，有一句分量很重的话：在调控工具充沛的情况下，经济增速再快一点非不能也。也就是说，政策工具箱很充足，完全可以实现更高增速。但是政策层面不单纯追求高增速，而是综合权衡政策的收益与副作用。此处尤其是提到：采取持续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减少对房地产和债务依赖等举措。这也就意味着，虽然经济短期内仍然面临继续下行的压力，但是绿色低碳的要求不会变，房地产长效机制的要求不会变。

第一问中，明显点出了第四季度及明年初经济增长面临的风险挑战：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凸显，CPI和PPI的“剪刀差”扩大；制约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因素仍然比较多。其中，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可能在于年轻人失业率偏高，9月份，16-24岁人口的调查失业率为14.6%，与去年同期接近，仍处于历史同期高位，而且高于25-59岁人口失业率10.4个百分点。CPI和PPI的“剪刀差”，主要是9月PPI同比上涨10.7%，创1996年有数据以来的新高，对中下游企业带来利润挤压。制约消费的因素包括疫情散发、就业和收入信心不足、边际消费倾向回落等，制约投资的主要是基建和房地产相关。

第一问的最后讲到：国际机构普遍预测中国经济今年仍能实现8%左右的经济增长。这既传递了全年增长的信心，也意味着对四季度增速的容忍度较高。

2、下一步扩内需的着力点。第二问中，首先提到，今年上半年，内需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超过80%，强调了内需的重要性。其中，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4.8%，比上半年提高3.1个百分点。投资的亮点，提到了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高于全部投资增速7.5个百分点。

但是，文章也提到了前三季度消费和投资同比增速均较上半年有所放缓，其中，疫情反复对服务消费、接触性消费造成持续负面影响；受原材料成本上涨幅度较大及疫情和汛情影响，投资增速放缓。

文章使用了国庆档电影《长津湖》的票房和北京环球度假区开园之日门票快速售罄佐证了消费潜力。

未来促消费的思路包括：进一步稳定和提振大宗消费，加快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加大农村市场开拓力度，促进餐饮市场更快更好恢复，促进新型消费加快发展。

未来稳投资的思路包括：“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扩大有效投资的“路线图”已然绘就，102项重大工程项目稳步推进。

3、明年一季度甚至上半年外贸订单依然充足。外贸数据是今年十分亮眼的宏观数据。文章用了两组数据作证：陆运上，有着“钢铁驼队”之称的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超4万列；海运上，前三季度，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15.48亿吨，同比增长8.9%；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11亿标箱，同比增长9.5%。这对海关公布的进出口数据做了补充。

文章认为今年外贸走势总体呈现“前高后低”，一个因素是基数效应，其他制约因素还有部分地区的汛情、疫情和电力供应紧张等情况。展望未来，文章认为外贸的挑战与机遇并存，机遇在于全球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复工复产加速，外部需求增大；挑战在于防疫物资出口量剧增等“一次性因素”也会逐步消退。

第三问最后提到，根据有关部门监测，到明年一季度甚至上半年，重点外贸企业订单依然充足。但是这句话缺乏比较，不太清楚重点外贸企业订单的同比或者环比的具体情况，9月PMI的新出口订单分项连续5个月低于枯荣线，从近期出口增速的量价分拆情况看，价格因素的作用更大，出口仍需密切观察。

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也仍然是经济工作的主攻方向。第四问聚焦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笔者认为这与构建新发展格局密不可分，但本文暂不展开。文章引用《金融时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不足以阻止其出台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优先考虑的是长期的结构性改革，而非短期增长。”点出了当前的政策核心逻辑。

文章肯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果持续巩固，举例为工业产能利用率处于较好水平，企业资产负债率下降，教育、卫生等补短板投资增速快于全部投资增长。但也警告：一些资源型行业再度呈现扩张态势，“两高”项目上马有所抬头，上半年9省区能耗强度同比不降反升。要警惕出口回调后可能导致产能过剩问题抬头。“三去一降一补”成果需持续巩固。

2015年中央基于对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判断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开始转向更多依赖改善供给的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的长期视角。而新发展格局则要求在坚持供给侧改革的主线下协同强化需求侧管理，以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和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从而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为公平、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经济发展。

从需求侧看，需求侧管理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协同，需要在以下三方面持续加强。一是需求侧管理要紧扣经济结构性问题做到更加精准有效。二是需求侧管理要围绕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做到更加积极有为。三是需求侧管理要扭住扩大内需战略做到保持中性适度。更详细的思考可以参阅：黄群慧. (2021). 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战略内涵与政策体系——基于经济现代化的视角. 经济研究, 4, 4–23.

5、全力保障今冬明春民生用电和用气。第五问讨论了近期热议的限电问题。文章首先简单分析了拉闸限电的三个原因：之一是煤炭价格大幅上涨，发电企业大面积亏损，影响了发电能力和意愿。之二是有的地方对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依赖性仍然较强，大量上马“两高”项目，加剧了能源供需的紧张局面。之三是水电来水不足，新能源出力不稳定，影响了电力供应能力。

文章讲到通过四个渠道确保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分别是：剑指煤炭价格非理性上涨。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加快释放煤炭产能。积极推动新能源发电项目能并尽并、多发满发，进一步提高电力供应能力。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

文章提到，今年冬季北方等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甚至可能出现极端天气。国家相关部门近期多次表态，全力保障今冬明春民生用电和用气。国家发展改革委推动发电供热用煤和民生用气中长期合同全覆盖。

6、外资企业进的多、出的少，增的多、减的少。第六问讨论了中国如何在全球供应链新一轮重构中掌握主动权，全球供应链新一轮重构是中国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背景，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则是催化剂。文章特别提到了“芯片荒”和制造业“缺芯”。

文章讲到，全球供应链调整加速，供应链本土化、区域化、分散化趋势更加凸显。但是文章客观的认为，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和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变化，总体看，外资企业进的多、出的少，增的多、减的少。并引用了商务部数据，1至9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595.1亿元，同比增长19.6%。

下一阶段中国补链强链的行动方向有：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开展补链强链专项行动，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解决“卡脖子”难题，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

第七问谈共同富裕，第九问谈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暂略。

8、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第八问讨论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首先讲到了在一些领域资本无序扩张造成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强迫经营者“二选一”“掐尖式并购”等行为挤压中小企业生存空间，损害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大数据杀熟、隐私数据被泄露等侵害消费者权益，引发公众质疑与担忧。

文章澄清，“打压民营经济”是曲解和杂音，是毫无根据的。并强调反垄断，针对的是违法违规行为，而不是针对特定所有制企业，更不是针对特定所有制的特定企业。

文章还点名，资本要在促进科技进步、繁荣市场经济、便利人民生活、参与国际竞争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与社区商贩争夺最后一块“铜板”。最后一句话似乎意有所指。第八问还讲到了资本布局的新取向：科技创新、新能源领域、高端制造业、产业互联网等。

10、金融风险呈现出新情况新特点。第十问主要讨论稳增长和防风险，首先讲到金融风险仍然存在，并呈现出新情况新特点。具体而言，体现在五个方面：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隐患仍未消除，部分行业处于周期底部，个别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加大，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主要集中在几个省份，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增加。

关于个别企业的风险。文章继续强调个别房地产企业债务违约是个案风险，对金融行业的外溢性总体可控。就当前整个房地产市场而言，合理的资金需求正在得到满足，风险总体可控，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整体态势不会改变。

下一阶段面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以及美联储等发达经济体央行货币政策可能转向的冲击，金融管理部门主要是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防范外部冲击，同时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统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与防风险，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地方也要落实党政同责，压实各方责任，防止地方财政风险、行业风险、区域经济风险向金融风险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