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日本央行决定加息，终结持续多年的负利率，并表示，目前已形成物价和工资水平互为影响、相互推动的良性循环，2%的物价涨幅目标有望实现。

笔者认为，相比于加息，日本通胀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日本本轮通胀的驱动力是什么？是否可持续？

2月份，日本央行发表了一篇工作论文：Nakamura, K., Nakano, S., Osada, M., & Yamamoto, H. (2024). What Caused the Pandemic-Era Inflation?: Application of the Bernanke-Blanchard Model to Japan (Bank of Japan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4-E-1). Bank of Japan. 讨论了疫后日本通胀的因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文章使用 Bernanke and Blanchard (2023) （以下简称BB模型）提出的模型分析了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冲击对价格和名义工资的直接和间接影响。Bernanke and Blanchard (2023) 是Bernanke and Blanchard提出的小规模经济模型，来分析美国通胀的成因。并联合了10家中央银行（包括英格兰银行、欧洲中央银行、法国银行、意大利银行、西班牙银行、荷兰银行、德国联邦银行、比利时国家银行、加拿大银行和日本银行）的经济学家共同对本国通胀开展分析。综合的结果发表在Bernanke, Ben, and Olivier Blanchard (2024) "Analysing the Inflation Burst in Eleven Economies," in Bill English, Kristen Forbes, and Ángel Ubide (Eds.), Monetary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Post-Pandemic Inflation, CEPR Press，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来看。我们本文主要看一下日本的通胀情况。

先简单介绍一下BB模型。该模型是一种小型经济模型，基于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并加入了外生变量。

模型包含四个内生变量，分别是：通胀率（gp）：衡量一段时间内物价水平上涨的百分比。名义工资增长率（gw）：表示工资水平随时间的增长速度。短期通胀预期（cf1）：代表对未来一年内通胀的预期。长期通胀预期（cf10）：代表对未来十年内通胀的预期。追赶行为（catch-up）：模型中还包括一个内生变量，即追赶行为，用于捕捉意外通胀对工资的影响。这是通过实际通胀率与前一年通胀预期之间的差异来计算的。

模型还包括多个外生变量，用于解释内生变量的变动，主要包括：劳动力市场紧张度（v/u = 空缺职位与失业人数比率）：反映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能源和食品相对于工资的相对价格变化（grpe 和 grpf）：影响通胀和工资增长。供应短缺指数（shortage）：反映市场上商品和服务供应不足的程度。劳动生产率增长（prod）：衡量单位劳动力投入产出的增长。

该文献对BB模型做了调整，主要是为了适应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双重结构。因为日本劳动力市场分为全职和兼职工人两个部分，全职工人（占劳动力大多数）的工资增长对劳动力市场紧张度的反应较为迟钝，这部分归因于日本特有的工资谈判实践和长期雇佣制度下的资历工资体系。而兼职工人的工资则更能反映劳动力市场条件，因为他们可以更容易地在不同公司间转换工作。

从模型的实证结果来看，自疫情开始以来日本通胀的增长主要由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所解释。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显著贡献反映了一个事实，即日本经济极度依赖进口的食品和能源。2022年以来，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及日元的快速贬值，进口商品价格大幅上升，这对日本食品价格产生了滞后效应。这些因素同样影响了能源价格的贡献，虽然得益于日本政府在此期间采取措施直接降低天然气和电力的高昂价格，这一影响相对被限制。此外，自2022年起，供应短缺的指标使价格进一步上涨。

然而，此期间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影响有限。这一结果与BB论文中提到的美国情况相似，即疫情后期高通胀的原因主要可以归因于食品和能源价格的冲击。鉴于日本和美国两个经济体在劳动市场结构及企业定价和工资设定行为上的巨大差异，疫情以来日本与美国之间通胀动态的相似性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意外。文献的研究表明，在这一时期内，两国各自的通胀动态都是由相同的产品市场因素驱动的。

从文章的结论看，疫后日本通胀的主要驱动力是食品和能源，这又源于全球供应链紧张、日本进口依赖和日元贬值等因素。受到日本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的影响，日本劳动力市场对通胀的影响较小。从这个角度看，日本本轮通胀的内生动能不强，对日本央行货币政策的进一步收紧应该不构成很强的支撑。